河南文盲农民因“欺骗专家”被判无期专家仅判六年获利数千万
2025年7月11日，河南郑州中院对一桩争议巨大的玉器交易案作出重审宣判，河南伊川县农民申国强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份判决书，也为这起横跨数年的交易链给出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最终裁决：在这场被官方定性为诈骗的交易中，那位被法院认定“陷入错误认识”的顶尖专家，最终却仅以“倒卖文物罪（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一端是申国强，河南伊川县的农民，小学文化。根据判决书记录，他不识字。在这场玉器交易中，他的角色是中间人，负责拿货、展示、传线%的佣金。
另一端是杨书敏，从事古玩玉器行业三十余年，常年出入各大拍卖会的圈内专家。他在这场交易中，是买家，也是下一环的卖家。他从申国强手里成堆买入玉器，再拆分单件高价卖出，赚取数倍甚至十数倍的差价。
在这份（2024）豫01刑初66号刑事判决书里，法律的天平最终是这样呈现的：
被告人郭子岭，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申国强，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杨书敏，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郭子岭是申国强的上家，玉器的制作者。杨书敏是申国强的下家，玉器的购买者和再次出售者。
在这条被法律强行斩断的交易链上，上游的供货方和中间的介绍人，双双被判处了极刑——无期徒刑。而下游那位真正将玉器价格放大、并最终引爆整个事件的专家，却以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罪名，获得了远低于前者的刑期。
在申国强这条线上，杨书敏是一位被骗的“受害者”。为了论证这位顶尖专家确实“陷入了错误认识”，判决书引用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数字对比：
他花费了1600万元巨资，购进的却是一批实际价值仅为7万余元的高仿玉器。
这个从千万到万的巨大落差，似乎雄辩地证明了这位专家确实“打了眼”，是一个彻底的受害者。
那笔作为对比基准的“7万余元”，并非杨书敏与申国强全部交易玉器的总估值。根据卷宗材料，杨书敏从申国强处购买的玉器多达上百件，而最终作为物证被查扣、并被拿去估价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从未到案、从未被估价的上百件玉器，去了哪里？它们是同样价值几千块的工艺品，还是其中真的混杂着让专家们不惜重金求购的大货？
会不会是那些价值更高的玉器，被某些人“善意地”保护了起来，而只把价值最低的部分，拿出来构成了这起诈骗案？
然而，在面对自己的下家——地产大亨李某时，杨书敏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加害人。法院认定他“伙同其子杨帅将所购玉器分多次加价出售给他人”，其行为“符合倒卖文物罪的构成要件”。
当他从申国强手里买货时，他“不明知”，所以他是受害者。当他把同一批货卖给李某时，他又构成了犯罪，因为他的行为触犯了另一条法律。
郑州中院的法官们，用近乎完美的逻辑闭环，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严丝合缝地嵌入了法律的框架。
在这场被官方盖章的骗局里，那个不识字的农民申国强，究竟是如何精准地挑选并成功欺骗了一个比自己专业无数倍的顶尖专家的？
或者说，一个连自己名字都需要别人写好后照着画出来的人，他是如何布下这个价值数亿的“古董局中局”的？
进入古玩圈，对他而言更像是一条还债和谋生的野路子。通过父亲早年间留下的人脉，他认识了在郑州古玩城开店的郭子岭。据申国强的女儿说，郭子岭看他手头拮据，便让他帮忙代卖一些玉器，按成交价给他提成。
多份相似的民事判决书都曾对这一行规予以确认。例如，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在（2024）冀0682民初9006号《民事判决书》中就认为，“‘出门不认，打眼不赔’早已成为古玩收藏界的行业规则。”辽宁省建平县法院在（2023）辽1322民初1742号判决中也指出，“对此交易习惯，我们应予以尊重。”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信息极不对称、风险与暴利并存的猎场。卖家不负责“保真”，买家全凭自己的学识、经验和运气做判断。“捡漏”了是你的本事，“打眼”（买到赝品）了是你的学费。
那是一个典型的河南乡间场景。中间人杨占生领着古玩专家杨书敏，坐着车，一路颠簸到伊川县。他们的目标，是那个据说手握大货的农民，申国强。
双方没有约在某个具体的门牌号下。据申国强的女儿转述父亲的回忆，第一次见面，更像是一场公路电影里的即兴接头：
于是，申国强拿出了他用布包裹的玉器。就在那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土坡上，伴随着远处可能传来的拖拉机声，一位京城来的顶尖专家，开始了他对一批“商周古玉”的第一次审视。
这场发生在田埂边的交易，为整个故事定下了一个充满泥土气息的基调。它足够原始，足够江湖。
直到后来，随着交易额的增长，这场流动的盛宴才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
那是当时水寨最好的宾馆，带着一个老式澡堂。再后来，随着申国强手里的佣金渐渐宽裕，交易的地点才最终升级到了县城里那些更体面的酒店房间。
从土坡，到澡堂宾馆，再到县城酒店。这条交易链的物理轨迹，清晰地刻画着一个农民意外的财富曲线。
交易的场景，也充满了这个行业的独特氛围。申国强的妹妹转述哥哥的回忆说，中间人约好后，他带着一堆用布包着的玉器来到房间。东西往床上一放，他就沉默地坐在一旁。
“干我们这一行的，都不说那么多，”一位买家蔡某这样描述，“行规就是卖家把东西拿给买家看，相中了就买，相不中就不买。”
申国强也确实是个沉默的卖家。他对玉器从不介绍年代、来历，挂在嘴边的只有一句伊川方言：
这种沉默，一部分源于行规，另一部分则源于他自己的角色。他只是个跑腿的，没有定价权。据他向家人回忆，每当杨书敏等人还价，他都无法当场决定，必须出门给上家郭子岭打电话请示。
这个细节，精准地刻画了他在交易链中的位置：一个传话筒和展示柜。这也让他在买家眼中成了一个怪人——你跟他还价，他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让你等等。
检方后来指控申国强“编造、传播有人在伊川老宅扒房时挖出商代玉器的虚假信息”。中间人周某也证实，他曾替申国强散布过“家里挖出一批好东西”的消息。
买家王某称，虽然在北京、西安的古玩市场都听说过河南有人扒房挖出古玩的传言，但他“买东西只看东西本身，不会去听这些传言”。另一位买家蔡某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些浸淫行业数十年的专家，显然不会因为一个江湖故事就一掷千金。他们信任的，是自己的眼睛和手感。
正是在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氛围下，申国强和杨书敏等人的交易，从最初的钱货两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更具信任感模式。
据申国强女儿回忆，到了后期，杨书敏甚至可以“先把货拿走，拿回去自己找人看，不满意了再把货拿回来就行”。
这种不断加深的商业信任，在当时看来，是生意兴隆的标志。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份信任，日后会成为勒在申国强脖子上最致命的一根绳索。
在申国强的故事里，杨书敏并非一个被动的角色。他不是坐在店里等货上门的普通买家，而是一个主动出击的猎人。
根据多位中间人所述，当“伊川有古玉”的传闻在江湖上飘荡时，是杨书动让他们牵线搭桥，找到了申国强。他来，是为了捡漏。
在水寨那家老式宾馆的房间里，面对申国强摆在床上的一堆玉器，杨书敏展现了他作为顶尖专家的自信与专业。
他拿出放大镜，逐个上手，仔细审视。据申国强向家人回忆，杨书敏看货看得“比较仔细”，手感、器物、纹饰，反复观察。
杨书敏当然清楚交易的风险。他不是一个误入古玩市场的小白，而是在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猎场里浸淫了三十余年的老手。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并在利用规则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交易达成后，杨书敏不仅没有丝毫被骗的感觉，反而为了能持续拿到货源，想方设法地维系着与申国强的关系，经常通过中间人送东西。
“刚开始是送烟送酒，”申国强的女儿说，“后来知道我父亲不抽烟，就改成只送酒了。”
在申国强看来，这是业内顶尖专家对他货源的最高肯定。一个不识字、靠卖力气吃饭的农民，突然被一个常年出入拍卖会的大专家如此尊重，他内心的满足感可想而知。
申国强不清楚这些玉器的真实价值，但他看得懂专家的行为。专家的每一次肯定、每一次加价购买、每一次送来的酒，都像一颗定心丸，让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经手的，确实是“品相非常好”的宝贝。
这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循环论证：专家因为自己的判断而买入，而卖家则因为专家的买入，而愈发肯定自己经手东西的价值。
在这场交易的前半段，没有人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古玩交易场景：卖家拿出了自己也说不清来路的玉器，买家则凭借自己的专业眼力，自认为淘到了能赚取巨额利润的宝贝。
杨书敏甚至对自己“打眼”的可能性进行了辩护。他说，这些玉器“仿制工艺高度类似”，“在第一次交易认可系真品后，基于同一判断标准无法辨认出后续产品的真伪具有合理性。”
在交易链的这一环，支撑一切的是专家的自信。而这份自信，即将在下一环——面对真正的财富时，被放大到极致，并最终引爆一切。
李某是郑州一知名高端地产商的老板。根据相关资料，从2016年开始，这位地产大亨为了筹备自己的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购、收藏古董。
他在香港的拍卖会上认识了杨书敏父子，并对杨书敏的古玉鉴赏能力“十分信任”。回到郑州后，杨书敏成了他最重要的古玉供应商之一。
据申国强向家人回忆，他卖给杨书敏的玉器，通常是十几二十件一堆，价格在“一二百万”或“二三百万”不等。而这些玉器到了杨书敏手里，经过筛选和包装，再单件卖给李某时，价格发生了惊人的裂变。
一件玉螳螂，从申国强处购买价40万，与另外两件总成本200多万的玉器打包，卖给李某的价格是： 620万。 一件玉琮，购买价500多万，卖给李某： 800万。 一件玉跪人，购买价600多万，卖给李某： 1100万。
杨书敏转卖的价格，同样惊人。据申国强取保候审后听到的消息，杨书敏从他那一堆玉器里，仅拿出一两件，就卖出了上千万的价格，足以覆盖他购买整批玉器的全部成本。
就这样，一场心照不宣的击鼓传花游戏开始了。上游的申国强赚取着固定的佣金，中游的杨书敏等人赚取着巨额的差价，而下游的李某，则以为自己正在为未来的博物馆填充着一件件国宝。
据李某的陈述，一位朋友对他收藏的一件玉龙提出了疑问。他从此对这批古玉起了疑心，遂将部分玉器送去检测，结果发现了高锰酸钾成分：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杨书敏一方的说法是，他们愿意退，但没钱，提出用几套房产抵押折价，但李某对折价不满意。李某一方的说法则是，杨书敏父子以资金紧张为由，一直拖延不退款。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场风暴并没有停留在李某和杨书敏之间。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的办案人员，沿着一条已经完成数年、钱货两清的交易链，发动了一场溯源打击。
他们跳过了杨书敏，直接找到了蔡某和王某，又通过他们，最终锁定了那个最上游的、从未与报案人李某有过任何接触的河南农民：
申国强的女儿后来将其称为“隔山打牛式”办案。她说，直到被抓，父亲都根本不认识一个叫李某的人。
当警察找到申国强时，他很困惑，反复问：“他（李某）都不认识我，为啥要抓我？”
就这样，一个在下游爆开的商业纠纷，其最沉重的刑事责任，被精准地、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直接砸在了最上游、也最无力反抗的一环。
申国强被从伊川县带走后，最初的讯问地点，不在看守所，也不在派出所。根据律师后来提交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记录，他被带到了一个宾馆，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据申国强向家人和律师回忆，他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人物关系图，上面用粗大的字体和线条，清晰地标示着郭子岭、申国强、杨书敏、李某等人的名字，以及一串串代表着惊人金额的数字。
根据辩护律师杜家迁后来查阅同步录音录像发现的线索，对申国强的关键“思想工作”，发生在监控之外。一份提交给河南省高院的《举证申请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我给你说一个事，我现在跟xxx一个一个在商量，咋样能够叫你的刑事最小，罪行最轻，我们在合议。
你家里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你老婆的钱，你俩离婚了，钱哪来的……闺女海南买房子，买那么多保险，啥命啊，都买几百万的保险。
“我在给你找出路”，这是那名男子对申国强做出的承诺。而“出路”的方向，则由另一段对线日的讯问录像中，办案人员对申国强进行了如下引导：
这话你得说清楚啊。杨敏（杨书敏）他们都不知道这东西是假货，为啥还要从你这拿货，因为这做的逼真。是不是。做的真，只有真……第三个，他当时咋跟你说的，这个就是假的，市场上真的能值一千万，这个就按照百分之三十的利润来卖，对不对？
申国强，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顺畅的农民，就这样一步步地，被“帮助”构建起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律师团队在对比了讯问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后，发现了大量内容被转化和创造的痕迹。侦查人员的诱导性问话，被直接当作申国强的供述，写入笔录。申国强口中朴素的“玉”、“工艺品”，在笔录里被系统性地替换成了具有明确法律指向性的“高仿高古玉”。
但这种微弱的辩解，在强大的话语体系面前不堪一击。侦查人员的回应是：“我知道，我说的是客观情况……你没听明白，我问你为啥被带到这儿，就因为这个事。”
最终，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一段录像中，侦查人员宣读完一段并非申国强原话的笔录后，问道：“以上宣读，跟你说的一样不一样？”
几秒钟后，侦查人员催促道：“之前那个，是我们要告知你的，不是你要表达的，听懂了吧……一会要签字了。”
最屈辱的时刻，是签字。申国强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独立写出。办案人员会先把他的名字写好，然后让他照着样本，一笔一划地画在需要他确认的文件上。
这个描摹的动作，成了一个权力确认的仪式。每一次“画押”，都意味着一段被建构的事实，被他本人追认了。
申国强取保候审后，女儿曾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在笔录上说那些自己都没说过的话。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申国强崩溃了，喊出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我没有养你们……公安一直说，会把你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的前妻怎么怎么样……哪怕判我死刑，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让……牵涉到孩子。
这或许才是整个局的谜底。对一个愧对子女的父亲来说，孩子，是他最柔软也最致命的软肋。
在那个没有监控的房间里，当“找出路”、“刑期最轻”的诱惑，与“会把你孩子怎么样”的威胁交织在一起时，一个农民的反抗，土崩瓦解。
申国强的女儿承认，在案件发生前，她对父亲是“有恨的”。童年时父母离异，她和弟弟跟着母亲生活，父亲的角色长期缺席。这份疏离感，让她在案发初期，保持着一种近乎冷漠的旁观心态。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随着案件的深入，尤其是那份重一审维持无期的判决书下来之后，她的信念彻底崩塌了。
催化剂不止于此。案件的压力，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炸弹，将家庭内部隐藏多年的伤疤悉数掀开。
案发后不久，申国强的女儿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本是给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带来希望的喜讯，但公安机关的调查，却让这份希望变得无比脆弱。办案人员在对她的母亲，也就是申国强的前妻做笔录时，反复提及她一段早已尘封、不堪回首的往事，并以此对她进行言语上的羞辱和攻击。
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申国强的女儿流产了。“孩子没了，”她在回忆起那一刻时，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我一个人拿着单子，感觉浑身冰凉。”
失去孩子的痛苦，和母亲被羞辱的愤怒，最终引爆了一场剧烈的家庭争吵。在一个深夜的房间里，母女二人从相互指责到相拥而泣。女儿后来回忆说：“大家可能都是太压抑了，然后的一种发泄。”
在重一审判决下达后，这位几乎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一个秋日的午后，在老家那个种满了蔬菜的院子里，她把孙女叫到身边。
那是一个天气很好的下午，阳光温暖。奶奶躺在一张破旧的躺椅上，身旁的方桌上，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的存折和身份证。
她拉住了孙女的手。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因激动而温热的手。她直直地看着孙女，眼里含着泪，说她想去北京。她说自己已经打听好了，可以坐大巴去。她唯一的担心，是自己耳朵聋了，怕到了北京问路时听不清。
如果我没有等到他回来……你一定不要让我入土。你给我拉到那公家的门前，我要去找他们要个说法。
那一刻，申国强的女儿再也无法逃避。她说：“我不敢面对她……我当时就觉得，我做的太少了。”
她注册了公众号，在深夜的客厅里，伴随着丈夫和女儿熟睡的呼吸声，敲下了第一篇为父喊冤的文章。她面对过文章被删、账号被封的恐惧，也面对过网络上刺耳的攻击和质疑。
在重审二审决定委托新的律师团队时，家里已经弹尽粮绝。申国强的妹妹回到老家村里，把情况告诉了乡亲们。
于是，村里的老人们，那些看着申国强长大的、与他父亲年龄相仿的乡邻，开始自发地凑钱。
申国强的女儿回忆起这一幕时，声音再次哽咽。她说，大家凑钱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句话：
这笔承载着乡土社会最朴素情义的救命钱，最终让这个濒临绝望的家庭，得以在北京请到了新的律师，开启了新一轮的抗争。
一个家，就这样在破碎的边缘，被一位母亲的遗愿、一个女儿的觉醒和一群乡邻的善意，重新粘合了起来。
申国强的女儿最终找到了新的律师团队，由杜家迁律师牵头。他们在查阅了全部卷宗和同步录音录像后，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开庭审理申请书》在内的多份法律文件。
“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一审，案件客观事实都已经查清，本案没有开庭必要，因此不打算对本案开庭审理。”
这意味着，申国强可能将失去最后一次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家属们对书面审理的前景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我们曾天真地认为，即使前面环节有‘不法取证’，法庭、法官也会为我们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申国强的女儿在公众号文章中写道，“现在才明白，是我们太无知了。”
这让她想起了重一审判决后，在郑州寻找律师时，与一位本地法律界人士的那次会面。
那是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室里，隔着一张深色的实木茶台。那位律师在看完了判决书后，表情“挺鄙视的”。他给她倒了一杯滚烫的茶，然后用一种压低了的声音，给出了一个充满善意但也无比残酷的忠告：
他解释说，本地的律师，无论能力多强，最终都很难真正对抗本地的公检法系统，因为他们都要“在河南吃这碗饭”。他宁愿不挣这份钱，也希望他们能把机会留给一个真正可能从外部撕开一道口子的人。
司法机器已经转了一轮，有了定论。你又让它重新再启动，就很难了。即使有问题，也给你干成铁证了。
这场对话，让她第一次窥见了那只看不见的“五指山”。当她和姐姐沉默地走出写字楼时，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这道刺眼的阳光，似乎至今仍照耀着这个家庭的上诉之路。他们不知道，是能刺破黑暗，还是仅仅反衬出绝望。
水寨宾馆里那堆被专家用放大镜仔细审视的玉器，最终的价值被认定为“每件1500元至3000元”。
审讯室墙上那张标示着巨额数字的人物关系图，最后被固化成了一份逻辑自洽但充满矛盾的判决书。
奶奶颤抖着塞给孙女的存折，和村民们“一万、两万、三万”凑起来的救命钱，支撑着这个家庭走到了现在。
申国强的女儿还在深夜里敲击着键盘，为父亲，也为自己崩塌后需要重建的信念而战斗。
在中国，一个古老的行业，用它传承了数百年的方式进行着交易。一个农民，一个专家，一个大亨，在这条链条上各取所需。直到链条的末端崩断，一场关于“打眼”的商业风险，最终向上游传导，演变成了一场关于“诈骗”的刑事重罪。
多份来自不同省市的民事判决书，都曾对古玩交易“买定离手，打眼不赔”的行业习惯予以认可。河北定州的一份判决认为，买家应“凭借自己的眼力、知识水平去判断真伪”。辽宁建平的一份判决则直接指出，“对此交易习惯，我们应予以尊重。”
法律的天平，本应用于衡量罪与罚。但在这起案件中，它似乎更多地是在衡量权力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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